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哲学批判维度的论文

  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哲学批判维度的论文

  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哲学批判维度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文联盟http://中写道: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可见,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又明确地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②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书评中也坚定地指出: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③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阐述,无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往往会把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理解为一门实证科学而不是批判哲学。如果这个理由成立的话,那么就只有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知识而没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哲学知识化,这将带来极大的混乱和风险,其混乱在于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沦落为一种理解技巧,可以允许不同的人去展开不同的理解或想象,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彼此自说自话;其风险在于知识化后的马克思历史科学会失去批判性,满足于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从而不仅抹煞了现实的人的发展过程,遮蔽了人类历史的发展维度,而且也消解了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降低了马克思历史科学的革命性和实践性。wWw.11665.COM正是在这个立场的持守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批判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这种批判是从三个基本方面彰显出来的:批判对象上的现实性;批判方法上的总体性;批判路径上的具体性。一、批判对象上的现实性对人类历史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从而使人类历史的研究成为一门科学,是马克思毕生的事业,也是马克思对人类思想史的一大贡献。而在马克思历史科学诞生以前的历史科学对人类历史的揭示却把历史引向了歧途,要么把历史归结为杂乱无章的知识之外的无规律存在,要么在人类历史过程之外寻找一个终极主宰。在西方历史哲学的传统中,对历史的解释本质上是基于本体论或主体意识论前提下的二元论对立立场,其突出特点集中表现为,将历史视为哲学本体论所拒斥的对象。在他们的理解视域中,历史只是流动不居的现象,不能单独存在,只能依附于实*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知识教育与信仰教育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0yja710016)的成果。体本体论。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历史无规律可言,无真理可究,无本体可循,因此历史与哲学无关。由于历史只是作为现象的存在,自然不能登上哲学的大雅之堂,在这一视域中的历史只能是哲学的附属物。这种历史拒斥哲学、直至历史越来越成为自我意识的产物的倾向,在西方历史哲学中从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维科、康德到黑格尔等人那里得到了激情演进。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历史学的编撰奉行实质主义,认为能够成为真正知识对象的任何事物都必须是永恒的,这个永恒的东西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精神的,只是一种客观性的实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唯一最终的真实的实质就是心灵,只有成为心灵把握的永恒对象才是可知的。而历史是变幻不居的,能成其为历史的东西都是瞬息变化的事件,这样一来,产生历史事实的那种不变实质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不存在的,历史知识被排除在心灵之外,自然也就排除在科学之外。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用超自然的神的意志和力量来解释历史自身必然性的思想处于统治地位。那时的神学家都主张,一切历史事件和社会的等级秩序都是上帝安排的结果,人只不过是上帝实现它目的的手段而已。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神学目的论那里,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④。一切都是由上帝安排好了的,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历史学的编撰任务只能是转述神的意旨,产生的也只是上帝的历史知识而不是真正的人类历史知识。文艺复兴后,人的近代理性得到放大,人类历史逐渐摆脱了神学的桎梏,历史知识恢复了它的人文性质,成为关于人类生活记忆的知识。培根曾将人文知识分为诗歌、历史学、哲学三大类,分别反映人类的想象、记忆和理解能力。虽然历史知识有了一席之地,但仍然未被当作科学知识对待。因为人们认为历史是一种故事之类的文学形式,充满了想象和虚构,本身不是逻辑推导的产物,只有哲学才符合科学知识的条件。如笛卡儿从批判信仰即知识的经院哲学出发,确立了知识来源于理性的知识观,认为关于事物的知识是通过逻辑的推导而得到的,真理由演绎所发现。历史知识因为只是一个个偶然事件的堆积,而且其中搀杂了转述者的想象与情感,人们无从鉴别他所描述的历史真实性,也无法经验实证,因此历史知识只是故事一类的东西,不能成为科学知识,由此造成了哲学与历史学的对立。17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科是历史哲学之父,也是人性历史决定论的开创者。在维科看来,历史有自己的规律,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人完全能够认识自己创造的历史,根本不需要上帝的启示。但是,维科对历史的认识并未达到唯物主义的理解。在他那里,人创造了历史,人是历史的前提,那么,人为何物? 它从何而来?由于他不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基础,把人归结为上帝的创造,最终陷入了观念创造历史与上帝创造观念的二律背反。康德的理性批判有限地解决了历史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把历史知识纳入到哲学范畴,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但理性发展有一个过程,人类历史就好像是大自然的一个隐蔽的计划,它的发展历程只是人的理性展开的现象界。最终,人的历史理性在自在之物那里搁浅而转向了人的道德理性,人的现实历史沦落为道德观念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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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哲学关于历史与哲学对立的困境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克服并走向终结,历史解释成为可能。黑格尔把理性主宰世界的原理运用于历史领域,认为理性同样主宰着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的过程。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论文联盟http://想的考察罢了⑤,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⑥。在黑格尔那里,起主体作用的不是人和人类,而是达到抽象顶峰的逻辑概念——绝对精神或世界精神。为了给这种极端抽象的世界精神披上一件现实的外衣,他把国民精神说成是世界精神的自然规定。这就是说,即使是国民精神也只是表面上的历史主体,真正创造历史的主体仍然是思辨着的逻辑精神。最终,历史的现实主体反倒成为对控制他们的绝对精神的规律进行消极反思的虚拟的主体。所以到头来,黑格尔不得不用理性的狡黠来闪烁其词地解释历史的辩证结构,让历史继续留在概念的神话之中⑦。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作是精神(或理性)的展开和实现,把精神当作历史的基础,从根本上颠倒了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意识的关系,而把历史引向了神学目的论或自我意识目的论。费尔巴哈企图将历史的存在引向现实的历史过程,用人本学的自然主义观点阐述历史的基础问题,但是由于费尔巴哈所持有的分析视域或观察方法的直观性,其历史观仍然是或将历史解释为非历史的,或离开历史的感性活动的存在将人的规定给予了抽象化的理解,从另一个角度封闭了诠释历史的现实道路。通过以上谱系考察可以看出,历史在以往的神学诠释或哲学解释中是超历史的现象存在。在传统哲学看来,哲学的基本特性就是先验的和超越的,这注定了哲学只能在意识之中完成对历史的先验的和超越的规定,历史成为观念的历史。超历史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抽象过程,但这个抽象仅仅是意识的抽象而不是马克思的抽象到具体的思维原则,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⑧。换句话说,离开了对人的具体的现实的考察,历史就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历史科学对历史的理解和考察是现实的、具体的、生成的,而不是先验的、预成的。在马克思看来,以往传统哲学对历史的诠释从来都是在确定性的意识基础上或哲学的内在精神范围内展开的,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自我意识的领域,从来都没有真正地面向现实的历史,因而也无法现实地理解历史。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或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它不是在各个时代的历史或现实中寻找某种神秘的范畴或概念,而是始终站在人的现实活动过程之中去面对历史和现实本身。因为对历史的现实解释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精神推演和逻辑构造,现实的历史作为不断生成或发展的客观事件是历史发展中的现实,这一历史发展中的现实既包括在现实中从事感性实践活动的主体,又包括在现实实践活动中向主体性生成的客观对象,二者是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中通过现实的经验力量互为对象化。马克思把主体、意识的批判扩展到对客体的批判,强调要‘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对待客体的一切联系和发展作经验的考察⑨。对历史本身的考察和解释不能抽象地拔高得出某种普遍性的哲学原则,尽管这一解释原则在世界观的根基上可能是至上的、不变的、确定的,但是这样对历史演进做出的确定不移的承诺会使得现实历史的巨大丰富性和具体完整性归诸不变的历史定律而遗漏历史的各种信号。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考察历史是现实理解与真实理解的高度统一,即对历史的真实理解就是在哲学意义上对历史的批判性反思,以哲学方式来把握历史的现实,惟其如此,才能真实地把握历史的本来意义,揭示出历史的必然。沿着这一路径,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走向了唯物史观的非抽象性和真实性,它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⑩。可见,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立足点不是按照西方传统的二元论来理解人类历史的性质问题,即不是一般地认为历史过程究竟是物质还是精神的(因为这种争论的结果是力求作出本体论的最终回应与确认),而是要求从现实或历史的本来面目的维度去理解历史。当然,并不是说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取消了哲学在历史问题上的基本问题,不仅不是这样,而且马克思是鲜明反对唯心史观的,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任何改造世界的运动只存在于某个上帝特选的人的头脑中,世界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把全部智慧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占有的头脑在宣布自己的启示之前,是否受到了某块现实主义的石头的致命打击{11}。马克思历史科学是对西方传统意义上哲学规定的历史性超越,这一超越既有着与传统哲学的逻辑关联,更体现在对传统哲学的现实性突破。这一突破实质是将天上的哲学真正地返归于现实的地上,在历史的现实中,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2}。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面对历史的现实性思考方式,它没有把历史停留在哲学的自身抽象范围内加以探讨,在意识的范畴内来构建历史,而是打通了现实的历史与哲学批判的通道,开启了从现实的向度理解历史,进而理解人的历史活动过程的途径。马克思历史科学首先是哲学的,然后才是实证的。之所以是哲学的,因为它不是一般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纯然知识论;之所以是实证的,因为它不是古典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纯然哲学。二、批判方法上的总体性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批判性在历史对象上完成了对思辨历史哲学的颠倒,即颠倒了黑格尔式的思维方式,把历史不再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外化,而是现实的人的活动过程,从而实现了从思辨的形而上学向物质生产过程的实证科学的转变。消除了凌驾于一切知识之上、包罗一切知识的哲学终极体系存在的必要性,一切科学知识都可以从相应的事实领域中总结出普遍性而产生。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13} 历史就是关于人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但是马克思的颠倒方式是通过辩证法的总体性方式实现的。卢卡奇高度肯定了辩证法的总体性这种革命性方法作为马克思历史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意义,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trfiger){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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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性观点之所以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方法论上具有重要的支柱意义,原因就在于社会现实本身就是总体性的存在,而历史科学就是这种关于社会现实的总体性科学。黑格尔的总体性思想是通过内与外、整体与部分等关论文联盟http://系范畴生发出来的,它们是一个绝对的总体,这些关系构成了绝对精神由存在到现实的辩证过渡,内与外的这种统一是绝对的现实{15}。按照黑格尔总体性——现实性的观点,生成表现为存在的真理,过程表现为事物的真理。这样来看,生成高于过程,存在高于事实,历史发展的倾向构成比经验事实更高的现实。正因为孤立的经验事实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之间存在着疏隔,这种疏隔构成了任何真正的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6},所以卢卡奇强调: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17} 而庸俗唯物主义者只用抽象的、与具体的总体无关的规律来解释事实,事实还是抽象的、孤立的。如同马克思所说: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18} 卢卡奇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辩证的总体观似乎如此远离直接的现实,它的现实似乎构造得如此‘不科学’,但是实际上,它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因此,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19}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最初来源于黑格尔,但当马克思把这个思想运用于对人类历史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时,他已经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彻底地改造了这个思想。黑格尔的总体性观点最终是依循精神的自我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思辨的辩证法来定向的;而马克思的总体性观点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依循人们的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物质的社会关系来定向的。{20} 黑格尔之所以提出总体性思想是为了克服康德的二律背反,调和现象和本质、理性和信仰的对立。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黑格尔把理性理解为自满自足、包容一切的具体总体,而不仅仅是主体的纯粹直观形式,于是绝对精神融主体和客体于一身,它既是创造者又是被创造物,既是认识主体又是认识客体,世界和历史只不过是它自我显现的产物。这个被极端膨胀的理性神话当然一开始就遭到马克思的批判,但是马克思在批判这个怪诞体系的同时却扬弃了黑格尔的异常深刻、异常珍贵的辩证法思想——总体性的思维方法。因为马克思发现,如果抛弃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的荒诞设定,他的关于具体概念的学说实际上是对传统理性主义那种抽象孤立的克服,把这个思想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那么世界和历史就不再是孤立、静止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自我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有机联系着的整体。马克思第一次系统改造和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在《哲学的贫困》中{21}。在那里,他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过是观念的自身运动的生命表现,而问题是要把这种纯理性的观念运动改造成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显然,马克思已经找到了这个运动的源泉,那就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建立起来的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22}。在后来《资本论》的创作中,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改造成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体系。所谓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指在人的思维中再现现实的具体的总体性方法,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23}。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先从商品这个简单、抽象的规定开始,通过揭示商品的内在矛盾过渡到分析货币,接着从分析货币过渡到资本,从资本过渡到剩余价值,从绝对剩余价值过渡到相对剩余价值,再通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综合考察,揭示出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运动规律及其采取的各种形式。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24},正是抓住了现代经济社会的这一资本的总体性,马克思才在必然性上真正理解和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机整体。当然,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是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理解和运用这一方法的,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5}对于历史的现实,马克思更是以总体性的观点来理解的。1845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他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6}第十条又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27} 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指出了是否从社会关系的总体性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是新旧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本质分歧。在马克思看来,不是个人构成社会,而是社会构成个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28}。之所以个人是由社会生成的,是因为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处在这些或那些社会关系和联系的总体之中,总体性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一切孤立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只有置于这样的总体性结构之中,它(他)们才可能得到现实的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曾就社会关系的总体性对人的构成意义生动地说过: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29}这种辩证法的总体性方法论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中无疑具有优先性,因为单个经验事实的科学性恰恰是由这个总体来奠基的,虽说对现实——总体的一切认识都要从事实出发,但是历史发展的倾向构成比经验事实更高的现实,历史是由总体性来说明的,而不是由单个的事实过程决定的,只有当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被归结为总体时,对事实的认识才能变为对现实的认识。一切社会形式都有这样的总体性存在,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30}。这里所谓普照的光或特殊的以太,在我们看来,就是作为现实总体存在的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制约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切过程并直接决定历史发展的倾向:或连续性的,或跳跃性的。也就是说,这里作为优先性存在的总体不是方法的总体而是现实的总体,在现代经济社会里,它集中由经济的总体性呈现出来。只有经由这一总体,现代社会的一切经济决定性因素才能够从其必然性上得到真正的理解和把握,而不至于像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那样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辩证法的总体性是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理解范式,这种理解范式使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成为一种总体性理论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按照柯尔施的说法,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31}。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总体性哲学。但是这种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在卢卡奇的捍卫之中走向了极端,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32}。也就是说,卢卡奇将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具体的总体性转换为抽象的总体性,总体性的方法论成为方法的本体论,由此,具体的总体性与抽象的总体性对立,经济的优先性、总体性与方法的本体性、总体性对立。这种对立,如卢卡奇自己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导致了对马克思哲学方法的黑格尔主义的歪曲:我关于资本主义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论述都不自觉地带上了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从而影响了我对书中的核心概念——实践——的理解,它遭到歪曲,并变得狭隘了{33}。可见,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总体性方法也就是再现社会现实的方法,正是这种总体性方法使马克思历史科学通过再现社会现实而成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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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批判路径上的具体性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虽然直接从黑格尔历史哲学那里发轫,但他的历史科学并没有在黑格尔限定的观念运动中转圈圈,没有像黑论文联盟http://格尔那样把历史运动及其规律理解为观念的外化,相反,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哲学的思辨体系,把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改造为历史的批判方法,从而创立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思辨形而上学的一种实证的批判哲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之所以最终指向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而不是停留在历史现象的描述,也不是走向抽象原则构建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窠臼,就是因为马克思历史科学实现了自己在历史唯物主义草创年代的具体化承诺 {34}。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鲜明地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5} 后来在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明确地指出: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36} 这种具体化的承诺是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过程中作出的。把总体性沿着具体化的路径展开,这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智慧,但是黑格尔把具体化封闭于抽象观念的自身运动中,具体性在于现实的总体不是抽象的同一性,而是差别的内在发生,因而是作为自我活动的过程——绝对观念从自身出发,经过它的异在又返回自身。显然,马克思已经看到了黑格尔哲学这种思辨唯心主义成分。因为这种思辨哲学在把总体性存在诉诸具体化的同时,由于其立足点从属于一种思辨的抽象的思想,辩证法被仅仅理解为一种不过是人类感性的、自我对象化活动的抽象的元内容的形式,所以它的内容也只能是形式的、抽去一切内容而产生的内容。因此,这就是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于任何内容的,从而既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恰恰对任何内容都有效的,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37}。马克思历史科学把人类历史具体化的路径批判就起源于对黑格尔观念辩证法的这一批判,批判的同时就是马克思作出具体化承诺的确认。为此,马克思确立了一门唯一的科学的具体化路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8},把黑格尔颠倒过来的东西颠倒回来,完成了马克思历史科学路径批判的具体性。马克思历史科学在批判路径上的具体性是通过现实的方式展开的,即马克思通过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批判这个具体性来完成具体化的承诺,亦即具体化承诺的兑现。对于马克思来说,作出历史具体化的承诺是不同于实现历史具体化承诺的兑现的,前者属于解释世界的范畴,后者则属于改造世界的范畴,而历史科学要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马克思历史科学是要通过具体性的历史路径来揭示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归宿问题。作为现代经济社会的典型,资本主义社会恰恰符合这个总体性的具体,其原因不仅在于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9},而且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对抗社会,在这个社会,它的危机状态已经达到极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40}。它决定了一个异化的市民社会的终结和一个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到来,于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1}。在柯尔施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充当马克思历史科学具体性的批判路径,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机能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已经具有了历史的总体性,而马克思是这个历史总体性的全面揭示者 {42}。他说,马克思不是同等地关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一切方面。它特别注视这个社会在结构上的缺陷、脱节和失调。马克思主义关心的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所谓正常机能,而是在它看来是这一特定社会制度的真正正常状态的危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和以它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在批判分析这个社会的危机状态时达于极点;所谓危机状态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具有甚至在上升或恢复阶段都带有真正危机的一切特征的趋势,当然,这种生产方式要经历现代工业所经过的以普遍危机为顶点的周期的所有各阶段{43}。这种危机机能的总体性已经弥漫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全过程,已经使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具体性呈现出全面的崩溃: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引起饥饿和过度的疲劳{44};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财富增长带来贫困和道德败坏,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45}。这些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人的生命存在领域的全面崩溃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具体性批判的具体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把马克思历史科学理解为实证科学而不是批判哲学的观点显然是忽视了作为具体性批判路径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那里的建构意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历史科学那里并不是永恒存在的范畴,而是具有暂时性。马克思历史科学是指向人类社会、面向人类未来的,之所以选择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具体性的批判路径,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暂时现象对历史的支配地位,这种暂时的支配地位不是人类历史的决定地位,而是人类要扬弃的历史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性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因为具体性的历史事实只有在历史的总体性上才能得到说明,脱离总体性的历史事实只是历史的碎片,是暂时的、稍纵即逝的,是没有历史意义的。正是坚持这种历史的总体性,马克思历史科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才从市民社会入手,市民社会因而成为马克思历史科学的起点范畴。马克思说: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46}。马克思这里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指的就是面向未来社会生成的作为生产关系总体系的资产阶级社会。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任何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所构成的整体,都不能作为直观和感官反思的对象,而只能成为辩证的认识对象,此即辩证法的总体性。如同卢论文联盟http://卡奇所说:所有孤立的部分范畴都能作为任何社会始终都有的东西来孤立地考虑和对待(如果它在某个社会里找不到,则把这说成是‘偶然’,是规则的例外)。但是这些单独的孤立的部分所经历的变化,并不能清楚地明确地说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真正区别。这些区别只有在各阶段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的历史总过程中才能真正辨明。{47} 资产阶级的直观唯物主义抽离了历史总体的各个部分和环节之间存在着的一种动态的、历史地相互产生、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而实际上,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48}。所以资产阶级的直观唯物主义不可能看到市民社会中物的关系背后对人的关系的隐藏,也不可能看到这些物的关系只有归入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和总体社会关系才能得到真正理解和说明。非但如此,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的决定地位而永恒看待。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人类历史的具体暂时现象并不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决定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决定的,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只是科学揭示了它的历史的具体暂时性。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作为历史发展的总体性来看,可以发现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与经济学创造性结合的一次哲学转向的历史辩证法。这个转向是在两大发现相互区别的基础上彰显出来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中的经济社会观与第二个发现中的经济学视野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个基础性与决定性概念,而后者是一个主导性与现象特征概念。在第一个发现中,经济被本质地理解为一种能对社会总体进步程度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动力系统,而在第二个发现中,经济被历史地理解为在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人们实际生存状况起主导性影响作用的总体结构。{49} 但马克思这两大发现所蕴含的总体性转向并不是为了揭示作为人类历史动力系统和总体结构的纯粹经济,而是为了通过分析作为经济的人类历史动力系统和总体结构在资本主义这个暂时的历史阶段上的支配性或不平衡性,从而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欧洲和美洲的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民族,正力求打碎它的枷锁,以合作生产来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即共产主义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50}这种主导性总体性的经济结构在马克思那里显然是异化的,正因为经济因素在这个特定阶段呈现出异化结构,表现出一种主导性支配性的盲目扩张,历史才在这里与人类发展相扭曲,经济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生活,这是与经济这种最终动力机制相背离的,从而最终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历史上暂时的现象{51}。在这一点上,人们往往忽视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具体性批判的总体性历史辩证法,导致要么把两大发现理解为两个毫不相关的独立的理论实体,要么把第二个发现降格归属于第一个发现的具体运用,根本没有理解哲学与经济学创造性结合在马克思那里的辩证法的总体性意义。如果我们阉割马克思的两个发现,不仅历史失去了辩证法的总体性,具体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人类历史的永恒现象,而且我们也很容易把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决定论而往往被别有用心的理解所利用。因为在第一个发现中,经济是被马克思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一个对社会其他系统(诸如政治、意识形态等)起基础的、最终的决定因素对待的。这种对经济的相对狭义的静态封闭的理解,隐含着一个理论上容易被对手误解的不严谨之处,即马克思的论敌往往借此把经济看做是独立于历史之外的一种具有形而上学意义与特征的自变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青年马克思(即 1845 年至 1848 年左右的马克思)接近了老年恩格斯所担心的被第二国际指责的经济决定论化的唯物史观,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52}。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指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旨在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而不是满足于历史碎片的堆积。历史事实只是在社会现实中构成并通过社会现实而显现出来,历史科学的真正任务就在于通过实证科学的方式而不是思辨形而上学的方式来把握社会的现实,从而揭示历史事实本身的客观意义。正因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指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以探寻人类历史发展归宿为己任,而不是一般地抽象地把历史硬性地提升为解释原则而满足于构筑一个观念运动体系,所以马克思的历史科学需要有个批判的转向,即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但批判性始终是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本质特征,这种批判性并不会因为实证而降低哲学品味。正是如此,柯尔施得出结论:马克思的理论创造的既不是实证的唯物主义哲学,也不是实证的科学。它从始到终是对现存社会的理论批判,也是实际的批判。{53}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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